贵阳日报(2015.09.10)“大医精诚”精神永存——记抗战时期的贵阳医学院
2015-09-30 16:14   贵阳日报 审核人:

位于贵阳阳明路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旧址。

如今位于花溪大学城的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

贵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馆,展示了多学科标本精品,聚集了建校70多年收藏之精华。

九十五岁高龄的刘伍生教授,向记者展示抗战时期曾经学习的英文课本。

九十五岁的梁诗标老先生,见证了贵阳医学院的发展脚印。

抗战时期,我国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部分学生流亡至西南地区。为适应形势需要,当局决定在贵州省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

1937年12月31日,当时的教育部在汉口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委会,聘北京协和医学院李宗恩、公共卫生学专家朱章赓、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杨崇瑞等教授为筹委会负责人,并分别在汉口、重庆、西安、长沙、贵阳五处设招生处,招收流亡的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学生,约三百人报名登记。

1938年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在位于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宣告成立,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李宗恩被任命为学院院长。

1950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更名为贵阳医学院。

光阴荏苒,70多年后的贵阳医学院已成为占地1800余亩、拥有2个校区的全日制大学,在校学生达14000余人,研究生1600余人,并于2015年更名为贵州医科大学。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位于花溪大学城的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参观校史馆、生命科学馆,了解贵医的风雨历程,在见证过贵医建院历史的老校友讲述的“文化西迁”故事中,拾起抗战艰苦岁月中的珍贵记忆……

日军入侵贵州后,贵医师生被迫迁往重庆

今年95岁的梁诗标老先生,退休前为贵阳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实验技术员,虽然身体已经不太硬朗,老人待人却非常热情。

1941年,曾在毕节教会学校学习过英文的梁诗标,应聘到刚建校三年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半工半读。他常常是白天上课,晚上加班做实验。

抗战时期,学院实验室的条件很简陋,老人回忆,比如在实验中需要用手摇来分离血清,没有酒精灯,实验员就用木炭加热仪器,“眼睛要紧紧盯着温度的变化,升至37℃,赶快熄火……”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起很多往事,对于国立贵阳医学院转移到重庆的一路艰辛难以忘怀,种种细节仍历历在目。

“说起那段经历,心痛啊!”梁诗标回忆,1944年冬天,日军入侵贵州独山,贵阳告急,贵阳医学院被迫迁往重庆。

“同仁们,我们还要回来的!”当李宗恩院长在动员大会上最后说出这句话时,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掉下了眼泪。

300多名师生一起出发,每5个人负责用一辆人力车装教学设备和行李,大家轮流拉车,从学校出发,走了一天才走到三桥。

第二天,天空中下起了毛毛雨,车湿路滑气温低,大家累得感觉一步也走不动了。“日本人要来了,不走也得走。”当时学院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都是从沦陷区来的,深知日本鬼子的暴行,只有咬牙坚持前行。

几天后,好不容易行进到扎佐,师生们感觉已经累到快要不行了,好在学校总务处买来了几十头牛,解决了人拉车的问题。

队伍走到息烽时,大家晚上寄宿在一所四面透风的小学里,夜晚大家被冻醒,只好相互抱团取暖。队伍行进到乌江岸边时,正逢春节,学校想法杀了好几头大肥猪,让师生们痛快地吃了一顿饱饭。

贵阳医学院迁徙的队伍走到遵义时,传来了日本人被阻击的消息,这一路上的紧张气氛才缓和过来。通过一个救济组织的资助,每名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分得一元大洋,大家这才得以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在重庆,误入白公馆的教员被校徽救一命

在贵州医科大学校史陈列馆,有一枚镌刻着“国立贵阳医学院”字样的三角形校徽。这枚由梁诗标老师捐赠的校徽,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枚校徽曾救了我的命。”梁诗标说。

抗战时期,贵医师生被迫从贵阳迁入重庆,在沙坪坝歌乐山借用上海医学院的校舍办学,而这里离国民党白公馆很近。一天,梁诗标外出办事,傍晚返回时误入了前往白公馆的山路,路遇国民党三道哨兵轮流审问。

“我反复说明我是贵阳医学院职工,走错了路。”梁诗标回忆说,哨兵叫来了班长,一番严格的盘问后,又惊动了排长。

“有没有带证件?”

“没有。”

“你是贵阳医学院的?”排长看到了梁诗标胸前的校徽,说:“校徽留下,明天你开一张证明来取。证明上要有学校印章和校长签名。”梁诗标随后返回学校,向校方汇报了相关情况。当晚,校长李宗恩亲自开了公函,盖上公章,签下大名,让梁诗标第二天一大早换回了那枚宝贵的校徽。

从此,他一直把校徽戴在胸前,直至后来捐赠给学院。

抗战年代,贵医的显微镜和医学尸体让同行“眼红”

见到95岁高龄的刘伍生教授时,他正在家里阅读近期《光明日报》刊登的“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他说,看着这张图,自己仿佛回到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回到了在贵阳医学院的求学时光。

刘伍生退休前是我省著名的烧伤外科专家,曾担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大外科副主任、烧伤外科主任,又是大学教授,兼任着教学和临床工作。

1942年7月,21岁的湖南醴陵人刘伍生在衡阳报考湖南大学,无意中看到了国立贵阳医学院的招生简章。

刘伍生被院长李宗恩的博士头衔所吸引,加之在中央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二哥曾告诉刘伍生:医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神圣科学,医生是从事着救死扶伤工作的高尚职业。刘伍生于是毫不犹豫报考了贵阳医学院,并在当年9月被录取到了贵阳。

“第一次见到贵阳医学院,我心中还是有点失落。位于盐务村(今盐务街)的学院校区,全是茅草房。但在战争年代有书读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刘伍生说,学院在抗战时期的办学条件虽然简陋,但教学水平不低。六年制的公费医学本科生,实行全英文教学,考试不及格者要留级。与他一同入学的有40位同学,到1948年毕业时,毕业生只有7名。

刘伍生至今还保存着他曾经用过的教科书——1500多页的英文版《解剖学》,翻开发黄的纸张,里面有不少用红笔做的标注。“给我们上生物、解剖、胚胎、病理、药理、内外科等学科课的,都是来自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等国内医学专业的顶尖专家。”刘伍生说。

1945年上半年,国立贵阳医学院迁移重庆,学生们和上海医学院的学生同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还发生了有趣的事。

“上海医学院看中我们带去的40台显微镜,还非常‘眼红’我们学院留在贵阳的几十具医学尸体,就向当局提出要合并贵阳医学院。”刘伍生说,贵阳医学院的师生们就一起去在重庆的教育部请愿,最终伴随着抗战的胜利,将学院的设备完好地带回了贵阳。

大医精诚,贵医精神代代传

在刘伍生教授家客厅最显著的位置上,摆放着一张70年前的老照片,相片里的5位年轻人,风华正茂,英姿勃发。

“这是1945年暑假,为了庆祝抗战胜利,我们同寝室的5名同学一起到阿嘛像馆合影留念。”刘伍生回忆说。

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之初,要求公费入学的学生必须毕业后留在贵州从医,为边民的健康服务满6年后才可以离开本地,而刘伍生则扎根贵州一辈子。

“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一定要对病人抱有感恩心。每一名医生都应该清楚,你的从医经验,都是从病人身上获取的。”刘伍生说,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贵阳医学院成立之初,老师们曾谆谆教导自己“大医精诚”的贵医精神。

贵州医科大学离退休处徐处长介绍,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大学校园任教,刘伍生教授一辈子以“严格”、“严谨”出名,直到退休后,还担任着学校老专家教学督导组督导之职。这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人,身体依然健康,和同为医生的老伴以清淡饮食为主,如今每天看报学习,经常练习书法,家里的墙上挂着他亲手题写的书法作品,小花园则被他和老伴打理得枝繁叶茂……

贵医人抗战救亡活动曾如火如荼开展

贵州医科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姚思勤在整理校史中发现,贵医人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突出。他说,那时学生在学业繁重的情况下,于1940年成立学校话剧队,曾为贵阳市抗战筹款而公演《为祖国飞行》,李宗恩院长还亲自编导了《叔叔的成功》等剧目。

姚思勤介绍,贵医同一时期成立的国剧队、歌咏队、口琴队,经常为劳军、赈灾、募捐等在社会上开展义务演出,为电台录音广播,表演的剧目《玉堂春》、《武家坡》,歌曲《为祖国飞行》、《越打越肥》、《我所爱的大中华》、《振兴中华》、《满江红》等很受民众欢迎。师生们还利用暑假组织农村服务队,深入花溪、青岩等农村,为群众治病,进行抗日宣传。

在《贵阳抗战记忆》书中收录的《国立贵阳医学院学生农村服务队花溪工作记》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花溪的大街上,我们以竹竿高悬着马灯,以桌子为讲台,‘我们为什么要打日本?因为他要害我们的命。我们为什么要灭蝇灭蚊?也是因为它们能害我们的命……’孙丕儿女士神采奕奕地第一个站在桌子上演讲。她还说:‘我们今天来替你们打针,就是来替你们做防空的工作……’她以贵州大众化的语气讲出,引得老百姓听了哈哈大笑、点首称是……”

“‘我们本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万里长城万里长……’这慷慨激昂的歌声让听众越聚越多,下雨了,仍然在细雨中伫立静听。”

在这段选自《抗敌》第45期1939年7月的文字中,作者李蒸明详细描述了贵医学生下乡工作、宣传的情形。

据校史记载,1940年春,学生张巨清、朱养元、蔡铖侯、陈学诗、王瀛等发起成立“学艺社”,设有社长、编辑组、话剧研究组及顾问。1941年11月,社长改名为总干事,并设月刊干事和医学顾问干事。许多会员在《贵州日报》的《学艺月刊》专栏上,发表评述时局大事的文章;在校内以壁报形式出《学艺副刊》,还经常组织学生举行座谈会,着重研讨科学与时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贵阳医学院正式建立地下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为文书组的武纡生,1939年4月由何战白任第二任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位地下党员叶楚清。姚思勤说,在党支部领导下,党员积极组织外围组织活动,如读书会、座谈会等,采取各种形式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院刊成为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和政策的阵地。”姚思勤说,支部书记何战白等同志,利用公开出版的院刊,开辟“时事述评”专栏,进行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连续发表了《希特勒手掌中的捷克》、《北方大熊的呼吼》、《张伯伦演说露出了尾巴》等多篇述评,在《国立贵阳医学院院刊》第7期的《怎样伸出第二期抗战的铁拳》一文中提出:“亲爱的中华儿女们,更进一步地努力吧,为我们后一代永远的独立、自由、幸福!”这些时事述评文章,提高了师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鼓舞和激励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提出“防止异党活动案”,党组织被迫进行了转移,地下党员采取单线联系方式,何战白等党员还转到重庆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努力开创贵州医学教育事业

记者在贵州医科大学位于北京路的老校区和位于花溪大学城中的新校区,都看到了一座特殊的墙,由我省著名辞赋作家王晓卫及相关专家所作的《贵医赋》被镌刻其上。《贵医赋》的内容,展现了贵医的发展历程。

在《战火纷飞 元勋创业》篇章中,“虎峰别墅,迎三百茂良;两广会馆,纳四海书香。三圣宫墙,难禁入夜灯光;华严寺院,长溢扑面清芳。”姚思勤说,这几句话展示了建校初期,贵阳医学院在城区辗转搬家、无固定校舍的情况,足见办学之艰难。

“己卯春寒,敌机猖狂,炸我街衢,毁我屋墙。六广门外,择空地以葺草房;狮子山下,求道艺而面土墙。”——反映了 1939年初,贵阳城区遭日寇飞机“二·四”大轰炸,学校为了防空疏散,和贵州盐务办事处商榷同意,4月初借用六广门外空地建起临时院舍。

1940年3月,学院将医科一、二、三年级及卫工科一年级以及有关科室及教务处、训导处同时迁至六广门外,校本部则于9月20日由两广会馆迁入三圣宫内办公。1940年教育部部长来筑,勘定贵阳市南郊太慈桥170多亩土地建筑新校舍,作为正式校址。1944年秋完成部分校舍,先由前期学生迁入。

1944年冬,日寇入侵黔南,学校迁往重庆歌乐山,抗日战争胜利后,次年返回贵阳。

花溪新校区有一座生命科学馆,“镇馆之宝”是用杨洁泉老人捐赠的遗体所做的人体骨骼标本。

杨洁泉是贵阳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曾担任贵阳医学院副院长,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96年过世。终身从事医学研究的他,生前无私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母校,用于医学解剖和教学。

“这是生命的升华,也是生命的灿烂延续。”贵医基础医学院副院长、生命科学馆馆长杨明教授说,老院长献身医学的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生命科学馆内展示的内容涵盖了组织胚胎、生物、寄生虫和解剖学、法医学等多学科标本精品,聚集了贵阳医学院建校70多年收藏之精华,数量达千件以上,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标本馆。

“大部分标本为学校教职工亲手制作,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贵医人的心血。”杨明说,这里是实验教学体系的平台,更是服务公众的科普桥梁。

建立这样的生命科学馆,在建校之初是难以想象的。姚思勤说,70多年前,国难当头,教育经费十分紧张,加上运输不便,外汇限制,添置仪器设备异常困难。办学初期所需仪器设备,一方面需要向各地区医药卫生单位商借,另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简单制作,藉以勉强应付。直到1940年,学院才向香港购得显微镜20架及其他各科部分教学仪器。

《贵医赋》中还描述:“大家云集,九州名扬:朱、杨、沈、汤,擅奇技而善推详;张、贾、杨、王,精医理而多妙方。时艰路险,服务边民志愈刚;屋陋粮少,推行公医梦更香。”

对此,史学家史继忠说:在建院初期,大批医学先驱云集贵阳医学院,生物学家林绍文、病理学家侯宝璋、生物化学家汤佩松、内科学家张孝骞、传染病学家王季午、外科学家朱懋根与沈克非、妇产科学家杨崇瑞与李瑞林、公共卫生学家朱章赓等,这些享誉全国的大家,不但为贵阳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开创了我省的医学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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